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首页 > 专题 > “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摘登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研究(二)

 

    二、对我国中等收入者的现状分析

    (一)主要特征

    根据我们提出的中等收入者的划分标准,2002年中等收入家庭约占中国城镇家庭的10%,约1600 万个家庭,4800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74%。如果对住户收入的统计数字用1.5的系数加以修正,那么符合上述标准的家庭大约占中国城镇家庭的20%,约3200万个家庭,9600 万人口,如果有1%的农村家庭符合上述标准,那么全国大约有1亿人口属于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78%。若扣除1%的少数很富有家庭,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约为全国总人口的7%,主观认同率35.9%

    1.行业分布

    从行业大类看,目前,中等收入者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

    由于工资性收入只占其实际总收入的不到50%,我们据此可以推算出这些行业的实际收入水平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中等收入者的行业分布,我们辅以其他抽样调查结果来分析。根据第七期“英才薪资调查”结果,年薪中位数在30000元以上的行业主要是电信、医疗设备、快速消费品、金融、投资、保险、计算机等行业。网上抽样调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中等收入者的行业分布。综合来看,中等收入者集中在垄断行业和知识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新兴行业。如电信、金融、投资、保险等垄断经营行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使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另外一些新兴行业由于人员素质相对较高,行业从业人员总体收入水平也高过一般水平,如技术和信息咨询业、因特网和电子商务等。说明中等收入者与工作的行业部门有关,一般情况下工作在高盈利的新兴产业部门的收入就比较高。

    2.职业分布

    职业已经成为中等收入者的重要标志和主要特征。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年对9956户城市高收入家庭进行的问卷调查(迄今,包括从职业角度对高收入群体的调查几近没有,该项调查应是较具权威的)显示,从职业角度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调查结果表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比例最大,占31%。尽管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小的比重,但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比重却排名第一。专业技术人员位居第二,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25.2%。第七期“英才薪资调查”显示,中等收入者主要集中在经营管理者、投资银行职员、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咨询人员。我们认为,除了上述职业,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那就是外企“白领”(不包括外企首席代表)。根据资料数据分析,中等收入者的职业特征很明显,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公职人员成为我国中等收入者的主要构成。主要表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知识含量高的职业上,大多属于俗称的“白领”人员。“白领”在中等收入者中的比例很高,表明人力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说明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影响收入的因素首先是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也就是说与劳动者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和所付出的成本有关,较高的教育程度和紧缺的专业知识训练需要的费用也较高,收入体现为一种教育收益。

    3.地域分布

    中等收入者主要分布在城市,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权力、财富和机会都集中在城市,又以大城市为主,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及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

    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但是地域发展差异很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的人均GDP已达到了30005000美元,而这四个城市人口总量已超过3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3%;这几个城市的货币工资水平和实际年薪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002年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的城市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厦门、杭州、宁波、海口、大连等,2003年天津市人均GDP也达到3000美元以上,这些城市的人口大约有60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67%200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省市主要有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这四个省市的总人口1.5亿左右,城市化水平60%左右,城镇人口约9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

    (二)影响因素分析

    总的来说,现在我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偏小,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1.从发展阶段看,目前我国社会分配格局还没有到“橄榄”形阶段

    我们通过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萎缩甚至消失的原因进行研究,发现中产阶级的形成是有其规律性的。

    首先,客观上说,在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总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一般是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多数人贫穷,少数人拥有大量财富,但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产生了中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中产阶级占社会的比例还只是少数,当时的人均GNP2000美元左右(表8)。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一大批中产阶级才孕育了出来,形成现在较为稳定的“橄榄”形结构。目前,美国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约占80%,瑞典55%(主观认同率80%),德国50%(主观认同率75%),新加坡90%。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过程来看,经济发达程度与“橄榄”形结构形成正比例关系,两者可以相互印证。西方社会在评价社会繁荣程度时,一个重要的考察标准,即是中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百分比以及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

    其次,主观上来看,一个成熟的社会人群构成应该是“橄榄”形,中间是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巨富和赤贫都是少数。“橄榄”形结构是人们普遍认同的最佳分配和稳定的形态,中间这部分人群不是特别富也不用为生活发愁。

    而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人群构成无一例外呈“金字塔”形,表明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发展到社会财富丰富到大部分人能够占有的阶段。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也是社会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个人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鼓励下,一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个人收入和财富急剧增加,全国中等收入者人数接近1亿,尤其是近几年增速在加快。

    我国中等收入者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加上信息化速度加快,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由此带来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下,高收入领域大都集中在诸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科技等行业的三资企业、新兴行业中。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如引进外资、发展私营经济,加快了社会结构的自然演变过程。一是“西式化”,即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雇佣和培训了一批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专业人才,他们享受较高的薪水,成为中国社会的“白领”阶层。一是“本土化”,即在市场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等收入者。

    虽然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较快,但由于人口基数大,特别是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仍然突出,又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收入分配格局仍然处在“金字塔”形阶段。如果我们把国家统计局按七等分法统计的数据绘成统计图,便是一个十分清晰的“金字塔”形,收入越往上,人数越少。在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要使社会分配格局呈现“橄榄”形将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主要制约因素和困难有两点。

    (1)农民比重大、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农民收入过低。

         1)大量农民滞留农村,造成劳动生产率低、农民收入低,但是,要转移出来又面临城市扩容的压力和就业机会少的矛盾。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约40%,还有近7.8亿农民。由于城市化水平很低,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我国农村耕地人口总承载量大约为2.71亿人。这就是说,约有5亿农村人口需要彻底脱离农村,转入城市。大量的农民滞留在农村,农村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的绝对水平很低,2003年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1%左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受教育有限,到城市就业的机会很少,大部分人从事简单再生产劳动,劳动报酬相当低;另一方面,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又受到城市扩容的限制。

    2)农产品价格低,直接导致农民收入低,但是,若想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收入,则是不现实的。一是因为我国的许多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另一是由于我国农产品价格低的根本原因是其供给受到了城市居民需求的限制。

    2)城市新产生的低收入群体就业能力不强,与产业结构升级不相适应。城市新产生的低收入群体主要由三部分人群构成:①下岗职工。由于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国企改革的深化,城市下岗职工这几年呈逐渐增加的态势。②进城的农民。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不断形成民工潮。③新出现的城市待业劳动力。据估计,这三部分人每年至少新增2000万~2500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相当一部分人受教育有限,处于就业不稳定状态,再就业能力不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要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用先进技术带动和改造传统产业,以此带动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者素质则有比较高的要求,如果不适应这种变化,就业机会就不多,即使能就业,也只是从事收入较低的简单劳动。

    2.改革过程中巨富阶层的出现侵占了社会的大部分国民收入,从而抑制了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进一步扩大

    社会财富的量在一定时期是一定的,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财富必然挤占大部分人对财富的占有量。这一部分人中有一部分收入是合法又合理的正当收入,需要鼓励;有一部分是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需要调整;有一部分是非法收入,需要依法打击。

    我国的巨富阶层致富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允许个体经济在体制外发展,先“下海”的人中产生了第一批巨富人员。虽然其中有些是行为不规范的,但基本上要给予积极评价。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实行渐进式改革,打破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商品市场特别是价格采取双轨制政策,造成消费品、生产资料计划内外的巨大差价,从而产生了第二批巨富人员。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深化改革后出现要素配置的双轨制,造就一批巨富人员。主要表现为:一是资金双轨制,如银行的低息贷款,股票的上市额度。二是土地要素的双轨制,土地市场化的增值收益被房地产商获得。三是技术、管理等人力资本要素的双轨制。一种情况是国家单位和事业单位管得很死,有些人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靠“灰色”收入,这部分“灰色”收入并非都不合理,但不透明,需要规范;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人从国家单位跳出去,到市场化企业或是外企,由于有技能和管理经验得到了高收入,这种情况要肯定和鼓励。

    3.初次分配制度不合理因素

    在初次分配领域合法但不合理的高收入形成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在国有单位,特别是国有垄断行业,由于其他市场主体无法进入而带来超额利润,工资侵蚀国有资产收益,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超过其贡献。

    二是在非国有单位包括部分港澳台企业,资本的超额利润侵蚀工资,不仅工资特低而且基本工资得不到保证,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有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法定假日,工作环境和条件恶劣,安全得不到保障。如我国建筑业的许多承包商利用普通体力劳动者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为获得暴利常常大肆压低靠出卖体力劳动为生的建筑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还经常拖欠工人工资甚至赖账。类似的问题在我国其他领域也普遍存在,不仅遏制了大部分人提高收入水平,而且给社会稳定造成许多隐患。

    4.再分配职能弱化

    收入分配政策未得到及时调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基本上是一个平均化的状态,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开始分层次,居民收入水平开始出现分层化。应该说,社会因贫富差距而分层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都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贫富差距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转轨时期制度因素造成的,则应该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合理因素和非合理因素。合理因素是不可避免的,非合理因素则是我们要用制度来消除的。

    收入差距扩大的合理因素,主要基于两点。①拉开差距是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因素。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分配制度基本上是“一平(平均主义)二低(收入低)”。改革后这种格局开始打破,特别是1992年全面市场化改革后分配体制加速改革,体制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收入差距扩大。②用倒“U”字理论来解释,收入差距扩大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 美元,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二元结构特征依然突出,在这个阶段收入差距扩大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劳动者素质的供求矛盾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是中等技术人才短缺,另一方面是缺乏技能的劳动者无限供给,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带来收入的高低之别;第二,资本要素的集中带来收入差距扩大。

    收入差距的不合理因素,主要是指垄断(即不合理收入)和体制寻租(非法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所谓不合理收入主要是指由于体制不合理问题造成的高收入,如垄断造成的高收入。所谓非法收入主要是指侵吞公有财产和通过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的大量社会财富。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的大量存在,不仅直接拉大了收入差距,而且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心理上放大了原有的差距,降低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承受力,造成人们对分配制度改革价值认同的心理障碍。这两方面的因素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才是社会不稳定的真正根源。